导语

今天，中国人告别了食不果腹的饥饿年代，却走进了过饱过甜的“盛糖时代”。调查显示，中国每十个成年人，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至今，我们已超过印度成为糖尿病第一大国。为什么这个“富贵病”会在中国成为流行病？

素有“富贵病”“美称”的糖尿病，一向让人抱有“乐观”的心态。现代生活中，物资极大丰富，我们告别了饥肠辘辘的年代却因为过饱过甜而引发健康危害。与此同时，快节奏的生活，不规律的作息与饮食习惯，给疾病的滋生提供了有利温床。糖尿病，听起来就没有癌症或艾滋病那样阴森恐惧，然而，它却以看不见的几何态势增长，一点点蚕食着我们的健康。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m.i.ddot;戴蒙德曾在《自然》杂志上撰文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糖尿病将引发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如今，“戴蒙德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成为糖尿病第一大国。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为11.6%，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占总人口的50.1%。也就是说，不到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属于糖尿病前期。根据这项开展于2010年的调查，中国糖尿病患病率超过美国（11.3%）；糖尿病患者人数达1.14亿，超过印度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糖尿病第一大国。与2007年开展的前一次全国性调查相比，三年间中国新增糖尿病患者就达2200万人，几乎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总数。

就糖尿病的起因来看，罪魁祸首的当属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在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快速变迁，伴随着生活和工作中体力活动不断减少，体能的消耗降低，迅速形成体重增加和胰岛素抵抗在人们身体中广泛地发生。因此，对患者生活方式的直接干预可以有效地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治疗糖尿病的传统方法主要是通过胰岛素注射和口服降糖药物。然而随着医学的发展，近年来糖尿病治疗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外科手术及其他新疗法开始引入糖尿病的治疗，例如，胃转移手术、胰岛素泵和胰岛移植等，而这些，无疑令人们对这种顽固的慢性病的控制甚至治愈产生了新的希望。

重新认识糖尿病：沉默的杀手

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病房里，当宁光医生第一次见到赵逸航（化名）时，差点以为他和自己是同辈。实际上，眼前这位微胖、戴着眼镜，头发稀薄已初显谢顶的糖尿病患者，今年才33岁。再看赵逸航的潮流范儿——手腕上缠着一串黑色檀木珠，病床上摆着苹果手机和一台Mac电脑，宁光才确信，这位患者的确是位“80后”。

51岁的宁光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临床医学中心主任。赵逸航住院期间的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运动神经反应有些迟钝，根据临床经验，宁光估计，他患糖尿病至少有一年的时间了，而病人却是在今年8月因“肠痉挛”住院验血时才偶然被查出糖尿病的。

“之前什么感觉都没有，确诊糖尿病以后，我去翻从前的体检报告，才发现当时的空腹血糖已经超过了正常值一点，可是首页的提示栏里并没有提到。”赵逸航的经历正反映了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它是一种隐匿的疾病，大部分人刚患病时毫无感觉，而一旦被它缠上，虽不至于迅速丢掉生命，却终生无法摆脱阴影。如果病情控制不好，有的人会在5年、10年或更久以后，慢慢地失明、被截去双脚和小腿、出现肾衰竭。它还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当很多人因急性心肌梗塞发作而死于急诊室时，却不知道真正的元凶是糖尿病。

糖从来都意味着甜蜜与幸福，加之糖尿病的病程进展缓慢，所以它不会像癌症或艾滋病那样给人们带来太多的恐惧感。而“富贵病”的“美称”，更令人普遍对它抱有一种“乐观”的心态，从而忽视了糖尿病的危害。

然而，一项最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指出，中国的糖尿病发病情况已达到“警戒水平”。这份于9月初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的大型研究，由身为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主任委员的宁光和中国疾控中心（CDC）研究员赵文华共同领导。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为11.6%，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占总人口的50.1%。也就是说，不到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属于糖尿病前期。根据这项开展于2010年的调查，中国糖尿病患病率超过美国（11.3%）；糖尿病患者人数达1.14亿，超过印度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糖尿病第一大国。与2007年开展的前一次全国性调查相比，三年间中国新增糖尿病患者就达2200万人，几乎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总数。

一种病的流行和它带动的一个专科

1993年，14岁的郑翔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暑假。由于父母出差在外，没人管束，他终于放开肚皮，痛痛快快地把自己爱吃的巧克力雪糕吃了个够。不久，他常常感到口渴，一下课就跑出校门去买健力宝，喝完又急着上厕所。在当地的一家三甲医院，郑翔被诊断为“胃炎“，吊了三天葡萄糖，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却反而出现了昏迷。当郑翔被送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时，专家会诊的结果是，他得的竟然是“中老年人的专利”——糖尿病，当时的严重病情，就是由于当地医院根本没想到这位少年会得糖尿病，因而误用了葡萄糖而引起的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

糖尿病是以血糖浓度升高为基本特征的一种代谢性疾病。根据发病机理的不同，它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其中，1型糖尿病常在青少年时期发病，必须长期注射胰岛素来进行治疗，也曾被称为“儿童型糖尿病”，它是由人体免疫系统紊乱引起的，只占糖尿病患病人群的5%左右。95%的糖尿病患者都属于2型糖尿病，主要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遗传素质导致，可用降糖药或胰岛素来治疗。一般所说的糖尿病实际上指的就是这种类型。

然而，曾经被称为“成年型”的2型糖尿病近年来有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郑翔最终就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医生近年越来越多地遇到郑翔这样的情况。那些胃口好又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小胖墩”成为抢占成年糖尿病“地盘”的主力。

在郑翔得病后的第二年，中日友好医院联合全国19个省（市）的医疗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当时中国的糖尿病病情开始抬头，患病率从1980年的不足1%上升到2.5%左右。

为应付逐渐增多的糖尿病病人，很多地方医院开始将内分泌科从大内科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科室。实际上，很多地方医院的内分泌科几乎等同于糖尿病科。即使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这样知名的大医院，其内分泌科门诊也被糖尿病占去半壁江山。中华医学会也把“糖尿病学分会”专门从“内分泌学分会”独立出来。

2000年以后，中国糖尿病发病的增速更加令人吃惊。2007年，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杨文英主持的“中国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研究组”进行了又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中国糖尿病的患病率已升至9.7%，患者人数高达9240万。

这一结果发表之后，当时的卫生部一些官员觉得“难以接受”。还有人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写信提出，这次调查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质疑调查数据能否代表中国糖尿病的真实情况。此前，卫生部曾调查得出“中国有2000万糖尿病患者”的结论，但很多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偏低。后来，国际糖尿病联盟又做过一次估算，认为这一数字应是3980万。而杨文英主持的调查结果，却比这两者都高出许多。

宁光解释说，由于大部分人都是像赵逸航那样，因其他问题就诊时才发现糖尿病的，当被确诊时，他们往往已患病一段时间甚至数年，无法确认病人真正的“发病”时间。因此，糖尿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更多使用“患病率”而非“发病率”来统计。

实际上，杨文英等人得出的9.7%的患病率，后来一直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字。

你并不知道，你可能在闯糖尿病的“黄灯”

2010年，美国糖尿病学会（ADA）发布了最新的诊疗指南，重新规定了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标准。宁光等人于同年展开的这项全国性调查，就采用了ADA的最新标准。近10万人的样本总量使之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这些样本抽自国家CDC的慢病监控网点，综合考虑了地区、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年龄段等要素，使之能够更真实地代表中国人口的组成。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国内过去的几次糖尿病调查，大都是问卷式的。而此次调查对被调查者都做了抽血测试，这就更加保证了调查结果的真实性。

如果你到医院去查糖尿病，医生一般会为你检查两个项目：一是空腹血糖，二是口服葡萄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如果这两项检测值高于规定的数值，就会被诊断为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ADA最新的诊断指南则下调了对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指标门槛。同时，在对糖尿病的诊断中，又增加了一项被称为“糖化血红蛋白”的标准。该指标反映的是两三个月中人体血糖的平均值。

不要小看这些细微的变动，它是经由医学界多年的大量研究才确定的。这些变动意味着糖尿病前期的门槛被降低了，筛选病人的网格更细，因而也会有更多的人被认定为糖尿病患者或糖尿病前期。宁光研究团队成员、上海瑞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卫庆解释说，“这次调查的结论尤其是糖尿病前期的数据看起来比较惊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采用了新的标准，这样既有利于与国际上同类的调查相比较，也可以更大程度地唤起国人对糖尿病的关注。”

事实上，由于糖尿病的起病隐匿，就连医学界也曾对糖尿病发生的起点究竟划在哪里有过争论。但医生们的一个共识是，对糖尿病的控制措施开始得越早，病人今后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就越小，因此提出了“糖尿病前期”这一概念。这个阶段的血糖水平介于正常人与糖尿病患者之间，类似于在交通“红绿灯”之间设置的“黄灯”。

根据过往的研究，如果一个人的血糖水平已经亮起“黄灯”，却仍不采取预防措施，那么，他几乎百分之百会发展成为显性糖尿病。这份调查报告分析道，“中国欠发达地区的糖尿病患病率低于发达地区，但糖尿病前期的发生率高于发达地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还不很清楚，但它提示，糖尿病的预防措施需要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全面展开。”

作为一种典型的老年病，糖尿病的患病率会随年龄而显著增加，因而中国糖尿病增长的势头显然和整个社会的加速老龄化有关。但是早在2007年的那次调查中就已经发现，糖尿病在青年人群中的增长更为迅猛，比如，与1994年的全国性调查相比，25—34岁的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增加了8倍，而在55—64岁的人群增加了3倍。

哈佛大学营养与流行病学教授胡丙长是颇有成就的糖尿病流行病学家，他说，在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急遽转变的刺激下，全球糖尿病的“震中”正在向亚洲转移。和西方人相比，亚洲人糖尿病发病的一个特点就是，发病年龄更年轻，而且是在肥胖程度并不严重的情况下就发生糖尿病。

最后一张“骨牌”，你看不到不等于它不倒下

医学界一般认为，如果父母有一方有糖尿病，则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就增加约30%。身为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赵逸航的父亲在不到50岁时，体检就发现血糖超标。但他并未在意，也从未去医院看过。赵逸航记得，父亲当时只是问了患糖尿病的同事在吃什么药，自己也去开了一些，并断断续续服药，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糖尿病让人们大意，很大程度是因为在早期发病时，患者并无明显不适的感觉。“如果患者感到手脚发麻，那起码发病有一两年了；如果出现所谓糖尿病的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多饮、多食、多尿、消瘦），那起码得病有5年了。”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专业首席专家李光伟说，如果不定期体检，一般很难及时发现自己有糖尿病。正是由于病程漫长，很多患者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也不以为意，照吃照喝，与正常人无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会“杀人”。

在中国，有很多像赵逸航父亲这样的病人。根据宁光的调查，中国患糖尿病的人群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0.1%）的人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只有约四分之一（25.8%）的糖尿病患者接受了治疗；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多（39.7%）的患者血糖得到很好的控制。报告认为，这种状况意味着，如果不对人群采取干预措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出现糖尿病并发症的大规模流行。这些并发症包括：心血管疾病、脑中风、肾脏病等。

赵逸航的父亲55岁那年，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到医院抢救，差点丢了性命。在冠状动脉里装了一个支架后，医生警告他，再不治疗糖尿病，心梗还会发生。他从此才开始了正规治疗。然而，即使血糖得到了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却未能有效地被阻止。一天，赵逸航父亲在洗脚时无意间碰到了自己的脚，趾甲就掉了一大块，全家人都吓了一跳。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是“糖尿病足”的早期症状，要小心不能让脚再受伤，不然伤口很难愈合，容易溃疡，整只脚都会烂掉，严重时甚至要截肢。不久，他小腿的血管也开始堵塞，为避免截肢，只好在小腿血管里又安装了一个支架。

长期失控的血糖，会慢慢腐蚀人体的血管和内脏器官。并发症与糖尿病的关系，就像多米诺骨牌，即使扶起了最初倒下的那一块，也很难阻止骨牌效应的继续。

在中国，有60%的血液透析（一种治疗肾功能衰竭的体外血液滤过疗法）病人来自于糖尿病；60%-70%心脏支架的安装与糖尿病有关；在糖尿病病人中，有近一半的人一生至少发生过一次心肌梗塞；有16%的糖尿病病人失明。

与疾病的长期抗争，也令这些人的生活质量大大受损。据调查，糖尿病病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群的3倍，而在有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中，同时患有抑郁症的几率高达53.2%。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等于2008年在《中国卫生经济》杂志发表论文称，中国糖尿病的直接医疗费正在以年均19.9%的速度增长，超过同期GDP以及全国卫生总费用的增长。而81%的糖尿病相关医疗费用，都被用来治疗各种并发症。在被调查的有并发症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其治疗成本都超出了当地人年均可支配收入，西安市糖尿病并发症的治疗费用甚至高达人年均可支配收入的2.7倍。

因此，如果不对病人的血糖进行有效控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不论对一个家庭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这个负担是完全可以通过对糖尿病的早期预防得以避免的。

宁光说，“我们的调查结论强化了这样一个信号：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遏止糖尿病的发展势头，未来糖尿病会在中国出现井喷式的增长，这将给医疗体系乃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中国人易得糖尿病？

一直到今天，周明（化名）还在为没能搞清自己患糖尿病的原因而耿耿于怀。

1992年，在接受胆囊切除手术的时候，39岁的他意外发现血糖偏高。虽然生活在北京，但当时糖尿病病人还不算很多，医生除了给他开降糖药、让他复查血糖，也没有更多的解释和叮嘱。在大学同学里，周明是第一个与糖尿病“亲密接触”的人。出于科技工作者的职业习惯，他经常搜集各种与糖尿病相关的资料，研究起这个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疾病。

就在周明被确诊为糖尿病的那一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戴蒙德在《自然》杂志上撰文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糖尿病将引发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戴蒙德的这个预言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他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是曾获普利策奖的科普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

如今，“戴蒙德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成为糖尿病第一大国。周明也发现，自己的同学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糖尿病患者的大军。和当初不同，现在互联网上充斥着有关糖尿病的无法分辨对错的信息，还有各种各样的糖尿病“之友”“联盟”“群”之类的网站，但是作为一名“资深糖友”，周明还是常常向别人传授控制糖尿病的经验。

“如果你得了糖尿病，那应当是你的体质与生活出现了一个或几个问题。”这是周明自己的体会。但他没有想过，为什么糖尿病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流行病。

我们的“可口可乐化”的生活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时，周明被分配在某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在工作中，他常常出入高档酒店开会、吃饭。面对满桌的珍馐佳肴，这个出身于贫困省份普通家庭的年轻小伙，难以抵挡诱惑，一顿能吃三大碗饭。就这样只过了一年，周明就发现，他过去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下了，腰围从73厘米增到84厘米。

就在周明身居北京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但有一个例外是，远在黑龙江的大庆人却因当地盛产石油而提前进入了小康。那时候，大庆人顿顿有肉吃，每天吃完晚饭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种令人羡慕的生活，使当地很快就出现了很多胖子。时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的潘孝仁就断言，用不了5年，大庆就会进入糖尿病高发期，而大庆的境况，将预示着未来20年中国人的生活图景。

潘孝仁的预见，来自于医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20世纪初，南太平洋岛国瑙鲁与世隔绝，岛上人祖祖辈辈靠以农业和渔业为生，过着原始但富有活力的生活。后来，英国人来到这里，发现岛上遍地都是珍贵的矿产——一层厚厚的石化了的鸟粪。伴随着外来殖民者的开发与磷酸盐的开采，瑙鲁一夜暴富。

西方人不仅给瑙鲁带来了财富，还带来了垃圾食品——可乐、炸鸡、汉堡包。很快，岛上大胖子随处可见，以至于经常有肥胖的瑙鲁人乘飞机旅行时，一个人要占两个座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瑙鲁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最流行的国家——有一半人都有糖尿病。糖尿病成了当地人非意外事故死亡的主要原因，瑙鲁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寿命最短的有钱人——平均寿命只有50岁。

瑙鲁人的这种高热量饮食与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被医学家们称为“可口可乐化的生活”。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化，是大庆人与瑙鲁人得糖尿病的相同原因。周明的情况也一样，只不过，他的生活被置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和时间跨度下。

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饮食是与糖尿病关系最密切的因素。2012年，一部名为《舌尖上的中国》的电视片火起来，正是由于它契合了中国二三十年来社会生活的急速改变，体现在它从一个吃饭需要粮票的国家膨胀为一个饕餮大国的进程。在吃喝上的奢靡之风盛行，以至于需要官方出面发起一个“光盘行动”。

但是，一种蓄积已久的社会风尚，恐怕很难靠一道禁令就能够控制住，每一个被裹挟其中的人也难以自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专业首席专家李光伟说，他的一个病人是企业老板，在自己创业成功后，又给两个孩子各办了两个公司。一家人为了做生意，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吃顿饭，各人整天在外吃饭、喝酒。最终，这位企业家与他的太太、儿子、女儿一家四口全胖墩墩的，全都有糖尿病，成为名符其实的“糖尿病之家”。这位在国内糖尿病领域名望很高的医生说，“我还接待过一个省委秘书，30多岁就得了糖尿病，他告诉我，有时一天要跑8个饭局。这些人就算有心控制病情，迫于环境也身不由己。”

除了“吃得多”之外，“吃得好”“吃得精”也是造成糖尿病流行的原因。中国疾控中心（CDC）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对1989年到2009年中国人膳食营养素摄入状况及变化趋势进行的研究显示，20年来，在居民饮食结构上，动物性食品及脂肪的摄入量迅速增加，而谷类食物消费量不断下降。

在食品与粮食生产和供应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后，不仅各种含糖饮料、西式快餐食品、加工食品大量涌入中国，而且食用油、糖类、肉类都变得廉价可得，精米、白面广泛地取代了粗粮。比如，在针对上海女性进行的一项食用精白米与糖尿病危险性的研究中发现，每天使用50克糙米代替精白米，可使糖尿病发病危险性下降16％，这是由于糙米仅经过最基本的加工，引发的胰岛素反应较少。

在全球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快速变迁，伴随着生活和工作中体力活动不断减少，体能的消耗降低，迅速形成体重增加和胰岛素抵抗在人们身体中广泛地发生。

就像新西兰医学家彼得·格鲁克曼在《错位：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再适应这个世界》一书中所写得那样：在发展中国家，“营养转变”几乎是瞬间发生的。仅仅在60或90年前，很多这样的社会中的人们仍在食用工业革命前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农业食品，现在，这些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式食物。糖尿病在这些国家蔓延开来，快速的营养转变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久坐一代”的流行病

在患上糖尿病以后，周明也曾严格遵医嘱，节食、锻炼。可是没多久他就放弃了。由于工作忙、熬夜多，他发现像医生说的那样严格忌口，根本不能满足自己的热量需求。他的血糖也因此一直控制得不好，直到最近退休，清闲下来，血糖也跟着稳定下来。

“在美国，是穷人得糖尿病的多；在中国，是富人更容易得糖尿病”，李光伟分析说，但这里的“富人”要打引号。美国的有钱人注意饮食健康，流行打理家务、去健身房锻炼，把身体练得精瘦，得糖尿病的也自然少。而经济状况较差的美国人为了省钱，吃便宜而高热量的食品，也没有钱去锻炼，所以大胖子多，得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也就多。

以中国的医生为例，他们不仅处于富裕阶层，而且还懂得医学知识，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群体，也难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国疾控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对中国医生吸烟行为的调查就显示，中国男医生的吸烟率为47.3%，医生平均每天吸烟10支。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而吸烟是导致糖尿病的独立风险因素。上海瑞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王卫庆也感叹说，“我们常和美国的医生一起开会。我就发现，美国那些有名的专家，没有一个人是胖子，体型保持得非常好。”

但在中国，李光伟说，虽然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但仍未真正达到西方国家那样的富裕程度。同时，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面对糖尿病，同样脆弱的还有在中国社会刚刚形成的中产阶层。

毕业于同济大学的赵逸航生活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这位有房有车的白领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张，全天24小时都要保证手机待命。有时候夜里12点下班，第二天早晨5点又要去公司。他曾是大学里手球队的主力，可如今工作繁忙，根本没时间运动。由于熬夜，还常常吃宵夜补充能量。毕业几年后，赵逸航从一名普通员工升为部门主管，人生正处于上升阶段，可体重也上升了40斤。

哈佛大学主持的始于1976年的“护士健康研究项目”以历时长、参与人数多而出名。该研究发现，每天看电视两小时，可增加糖尿病的患病风险14%。分析认为，看电视是所有静坐活动中健康风险最高的一种，原因可能是由于看电视的过程中往往很容易吃东西、喝饮料，而且电视中的食品广告可刺激观众对加工食品的消费。

近年来，中国人开始普遍地享受家庭小汽车带来的舒适和便捷，但是这不仅造成遍布全国的道路拥堵和空气污染，而且也在给人体带来不易察觉损害。据统计，一位男性在拥有小汽车以后，体重将平均增加1.8公斤，达到肥胖标准的可能性将增加一倍。

一份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显示，自1991年至2006年，中国成年人每周体力活动水平下降了32%。另一项类似的调查说，15年间，中国人在职业场合的体力活动量下降了40%，每日锻炼、骑自行车、走路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群比例，从1997年的46%-51%下降到2006年的28%-33%。

工作环境加上交通工具的变化，令中国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的体力活动明显减少，一个庞大的“久坐群体”的形成，是糖尿病广泛流行、发病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的重要因素。

鉴于父亲的糖尿病由于延误治疗而落下了一身的并发症，赵逸航在自己也得了糖尿病以后，就积极行动起来。他放弃了开车，转而步行一段坐班车上班。考虑到去健身房办卡太贵且难以坚持，他还网购了一台运动健身游戏机，以方便在家锻炼。本想住进瑞金医院做全面检查，可刚住进来没几天，他就苦着脸问医生，“我领导马上就要休假了，我周日必须回去值班啊！”

为了“节俭”的身体记忆

周明对食物的欲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童年的阴影。他记得6岁那年，家里来了十来位客人，一顿饭就吃掉了全家一个月的口粮。此后一个星期，他们只能靠喝稀饭维持。后来，幸亏路过的乡下亲戚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豆腐渣与杂粮。此后的两三年，用豆腐渣做成的饼就成了他的日常伙食。“我对吃有一种反弹性心理，总想着等我有了条件，一定要大肆享受一番。”

周明的这段经历，发生在1959-1961年中国的饥荒年代。比他更“不走运”的是，还有人在尚未出生时就已在娘胎里遭遇了饥荒。周明所说的“反弹”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早年的饥饿经历，是否会致使一个人在步入成年以后更容易患上糖尿病？这个假设听起来很大胆，可是它的确是科学上已经在探讨的问题。

1960年代，美国遗传学家尼尔首次提出“节俭基因”学说。他认为，人类祖先曾长期生活在食物匮乏中，生产力低下与人口过度繁殖导致饥荒频发。因此，那些具有“节俭”适应性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将食物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的人，才能更容易生存下来。因此，这些具有节俭基因的人，原本是自然进化的胜出者，但是在稳定富足的现代社会，却因为更容易囤积脂肪而患上糖尿病。

节俭基因可以用来解释瑙鲁的现象：贫穷而又勤劳的岛民祖先把节俭基因一代代传给瑙鲁人，当外来的西方生活方式被带进岛上的时候，瑙鲁人身体里的这种基因一时无法适应突然降临的富足生活，而欧洲人则由于早已习惯了现代生活方式，节俭基因在他们体内已经逐步消失了，所以同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糖尿病。

实际上，虽然节俭基因的假说很有吸引力，但科学家花了很大力气来寻找这种基因，却一直不很成功。1998年，《柳叶刀》杂志发表一篇文章称，科学家对出生于1944-1945年间荷兰饥荒时的一批人做了研究，结果发现，与之后一年食品供应正常时出生的孩子相比，这个人群在成年后更容易发胖，并伴随有胰岛素抵抗和餐后血糖升高。这就是著名的“荷兰饥荒研究”。

这一发现修正了尼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