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追求的“无”是以“无”为体，对重游于现实的有的世界与极大关注，而不是关心超越历史的本体世界。这些我们已经说过。这未必与《般若经》原来的主张相矛盾，但却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船若的主张原来重在阐明认识论的逻辑性，而不在现实的实践方面。这是因为，原始的《般若经》已经对多数的法进行了分析，以《般若经》为基础的《中论》发展成了精练的哲学，与其它般若论著同样都更加推崇逻辑的精密性。

印度佛教的论著经常强调真理，同时要超越意识上的有无之别，而不正面肯定那种超越意识之别的真理本身。这可能因为是印度原本存在极其严格的实践性瞑想的缘故。僧肇是在中国的玄学环境中成长的，他把般若波罗蜜理解成形而上的东西，也是出于必然的命运。这并不意味着返回他所批判的格义说之中，而是说潜存在船若思想中不易发现的印度瞑想实践，不久就作为中国的新因素面对它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至少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僧肇形面上的思索，没有作为它的基础的瞑想实践，那么，隋唐时代的中国诸种佛教流派就决不会兴起。（信息来源：摘自《禅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