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三晋文苑【一】

　　三晋文化的道德光辉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道德伦理的光彩异常夺目。早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时代，三晋人物就以其高卓行为显示了崇高的人格力量，鼓舞了一代代华夏儿女献身正义事业，对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阐述三晋文化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不朽建树。　　　　一、已诺必诚，恩怨分明　　　　言而有信在中国古代是十分重要的道德原则。古代三晋人物在这方面有许多生动表现，可资后人学习借鉴。　　　　公元前37年，晋公子重耳在国外逃亡期间，受到楚成王的款待。及离楚时，楚王问重耳将怎样报答。重耳说，如能回国执政，他日晋楚交兵时，晋军可以“退避三舍”以为礼报。至前 632年，重耳执政四年，与楚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晋军面对楚帅子玉咄咄逼人的倾压，主动后撤“三舍”，用实际行动表现了信义，并以此种先礼后兵的姿态激发晋军士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公元前07年，奢侈而残暴的晋灵公设宴召晋大夫赵盾赴饮，却埋伏甲士准备杀害这个多次谏诤、规戒国君的直臣。在杀机四伏的危险关头，王宫卫立灵辄挺身而出，掩护赵盾安全撤出，自己却被杀死。原来，灵辄此前曾在饥冻欲死时受过赵盾的救济，并对赵盾与灵公的人品有深刻了解，所以，他的冒死相救并不是简单地报答“一饭之恩”，而是在舍己救人的同时，实践了抗恶扶善的高尚精神。　　　　公元前97年，晋国司寇屠岸贾名义上追查暴君灵公被杀的主谋，实际上是借故陷害忠直之臣。赵盾之孙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等皆被灭族。赵朔妻为晋成公之姊，走匿王宫而生子。屠岸贾闻讯，追杀甚急，大夫韩厥因曾允诺赵朔“不绝赵嗣”，乃与赵朔门客公孙杵臼及杵臼之友程婴合谋营救赵氏孤儿。先由公孙负他人婴儿逃匿，后使程婴告发，公孙杵臼与假孤儿同时被害，程婴却携真孤儿藏于山中，由韩厥照应。至晋景公时，孤儿已成人，曰赵武。景公为赵氏彻底平反，赵武得以继承家业，成为赵氏的复兴之主。这桩历史公案，如果从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的角度回观，应该看到它所揭示的历史规律：暴政往往同暴君的恶德联姻，而恶德恶行与权力的结合必然滋生暴政。既然恶德要借助权力才能肆其淫虐，则人们对抗邪恶的斗争也总要同反抗暴政同时进行，而且势必付出沉重代价。然而，正是这种代价成就了崇高的道德和独立的人格，鼓舞人们为捍卫人性与真理而进行不懈斗争。　　　　二、事君报国，忠于职守　　　　在古代，忠君与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忠于职守，必要时以身殉职，即是忠君爱国的表现，古代许多直臣、英烈、爱国志士、民族英雄，都是在这面旗帜下铸就了生命的辉煌。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十二年》)就阐明了这一道德原则。　　　　公元前 709年，晋国内部以武力争夺权力，曲沃武公伐翼，逐晋哀侯于汾隅，并俘获了哀候的大夫栾成。武公召降栾成，说是只要他投降，可以封他为上卿。但栾成却说，君、父、师是人的根本，必须始终如一为之效劳，“报生以死，报赐以力”是做人的原则，不“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左传·桓公三年》、《国语·晋语一》)遂与哀公一同赴死，十分壮烈。　　　　公元前 597年，晋楚战于(必阝)(今河南武涉东南)，晋败，知缶被俘。至前 588年，晋楚交换战俘时，楚王问知缶如何报答释放之恩，知缶说，交换战俘是按照两国达成的协议进行的，不牵涉个人私情，无所谓报恩不报恩。在楚王一再逼问之下，他表示，如果回国后国君不治他被俘之罪，仍用他为将，他就会在战场上竭力效死，与楚军作战，这使楚王深为震惊，感叹“晋未可与争锋”。(《左传·成公三年》)　　　　公元前 589年，齐晋战于鞍(今山东济南一带)，晋军主帅(谷阝)克在战车上受了箭伤，血从上身一直流到鞋里，仍然擂鼓不绝，指挥进攻。给他御车的解张也受了重伤，箭从手掌直贯到肘部，但他折断箭矢，继续驾车。　　　　栾书、知缶、(谷阝)克、解张等晋国军人，或在战败后守节不移，维护了人格和国家的尊严;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怕牺牲，拼死战斗，为后人造就一个个道德楷模。　　　　三、乐从良善，敦崇清正　　　　嫉恶如仇与小善必采是相反而又相成的道德修养。只要是善，不论著于何人，都应该肯定。这种服从真理的精神和坦荡耿介的胸襟在三晋儿女身上多有体现。　　　　前述齐晋鞍之战中，齐军溃败，齐将逢丑父扮作齐侯，骗过晋军，使齐侯逃脱，自己却被晋军俘获。当晋人审问“齐侯”时，发现受骗，就要把逢丑父处死。逢即喊冤，说他是古今第一个代国君受难的忠臣，为什么要受到不公正待遇?晋国的将军们也承认他确有忠义之心，就将他赦免了。这充分表现了晋人道德至上的观念。　　　　公元前 594年，秦桓公伐晋，秦将杜回在辅氏(今陕西大荔县)与晋将军魏颗遭遇。杜回本有军事优势，却在战斗中落马被俘，其原因，在《左传·宣公十五年》的记载中颇有一段曲折。原来，魏颗之父死前留下了处置其遗妾女父的秘令：先说遣嫁，后又说殉葬。魏颗未遵殉葬之嘱而遣女父改嫁，并解释说，言遣嫁时，其父尚在清醒;改命殉葬时，则病势沉重，头脑昏昏，不知所言。魏颗与杜回交战时，已死后作鬼的女父为了报答魏颗救命之思，就用草绳绊倒杜回的战马，是即所谓“结草”之报。此事被史家蒙上的神鬼迷信和善恶相报的迷雾，自然不足评说，但是，就魏颗的行事而言，他的选择分明表现了人道和从善的精神，当然会受到史家的好评和后人的敬重。　　　　公元前 582年，晋景公询问楚国俘虏钟仪，问他先世的职分、楚王的表现等。钟仪说，祖上是乐官，自己本背祖业，一心操琴，接着就为晋侯演奏了南方乐曲。说到国君，他不敢妄加评议，只说国君原先做太子时就朝夕请教于师保、婴齐和侧，十分虚心好学。晋大夫范文子为晋侯分析钟仪的言行，说他颇有“君子”之风：第一，铭记祖上的职分，不忘根本;第二，演奏本国乐曲，不忘故旧;第三，称赞楚王的为人，真心敬爱国君;第四，他在外君(晋景公)面前提到本国大夫婴齐和侧时，直呼其名，表现了对晋侯的尊敬。总之，这些表现符合仁、信、忠等道德原则，可见此人能担当大任。晋侯即听从范文子的建议，将钟仪释放，向楚王传递了和平结盟的信息。(《左传·成公九年》)显然，此事的处理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充分体现了三晋先贤在军事、政治决策时看重道德因素的明智态度。　　　　四、轻利重义，无私无畏　　　　鲁迅先生歌颂古代贤俊的崇高德行时说：“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赞美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在古代诸多“脊梁”式的人物中，应该有介之推、祁奚、魏绛等三晋人物的一席之地。　　　　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达19年，介之推是其随从者之一。但是，公元前 636年重耳回国执政后奖赏功臣时，却遗漏了介之推。介之推不愿张扬此事，以免晋文公难堪，就与其母同隐于绵山上而死。这种重德义、轻利禄的人生态度感动了晋文公，也感动了万千后人，寒食节的纪念已经说明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评判。　　　　祁奚是晋悼公时的中军尉，公元前 570年因年老告退。晋侯问可继之人，他首荐解狐，解未立而卒，又举祁午。而解狐与祁奚有仇，祁午又是祁奚的儿子，时人评论祁奚的荐贤，说他一不以私仇堵塞才路，二不因亲子避讳人言，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亮节高风，理当受人敬重。　　　　就在祁奚荐贤这一年，晋国还有件执法不避权要的感人之事。晋悼公的弟弟杨干扰乱军行，担任司马的魏绛就杀了他的驾车人以为惩戒，悼公觉得自己受侮，要杀魏绛。魏绛则说，军人守纪叫做“武”，宁死不违纪叫做“敬”。他自己的部下有不武不敬之行，其罪甚大，故准备自杀偿责。晋侯甚觉惭愧，马上承认自己有私情，确认魏绛执法严明，不避权责，是一种难得的美德。　　　　尽管三晋先贤的德行属于封建道德范畴，但却对成就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原文化：三晋文苑【二】　　　　三晋文化在中华古文化中的地位　　　　黄河流域是我国远古文化的摇篮。华夏文化的共同体在这里形成，并以此为中轴，繁衍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历史的眼光看，华夏族的中原文化，当是中华文化这条巨流的主干，而地处黄河流域的三晋，其文化在中华古文化的总体中自然占有突出地位。　　　　一、思想文化　　　　(一)法家思想　　　　三晋地区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战国时代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于此地。公元前 475年左右，新兴地主阶级在许多国家相继掌权。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发展封建制，巩固自己的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在本国开展变法运动，其中主要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次，法家人物申不害，以法治国15年，使韩国一时间国治兵强。还有赵国人慎到，主张法治，代表了法家“重势”的一派。至于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也是赵国人，他援法入儒，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儒家关于王道和礼治的思想，又总结和吸取了法家推行霸道、实行法治的思想和经验，使他的新儒学成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政权之需求的新学说。而韩国大思想家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其法家前辈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集权主义法治思想体系，为地主阶级最终建立起全国统一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法家是三晋思想文化的主体。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没有哪一种比得上法家思想在巩固和强化封建帝王的统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单纯政治学原理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人们都不得不赞叹法家的卓越贡献，也正因如此，三晋文化才能在中华古文化中处于显著地位。　　　　(二)纵横家思想　　　　三晋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原逐鹿的必争之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董说《七国考》)各国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矛盾的焦点始终纠结于此。再加上三晋地区从晋国开始，就较之齐、鲁少有传统家法制的约束，至春秋中后期，异姓卿大夫实力强盛，不仅同公室争权，而且相互火并。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自然而然就为法家和纵横家准备好了施展才能的天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其中最著名的有魏人张仪和公孙衍，前者是“连横”策略的倡导者，后者则是合纵策略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些纵横家经常身佩数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滕文公下》)是当时各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思想构成战国时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环节，为中华古文化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兵家思想　　　　兵家文化当首推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这是一次不仅对三晋，而且对整个中华文化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赵武灵王为增强军事实力，毅然决定仿效北方游牧民族，把“博衣大带”的华夏服饰改为上衣下裤的“胡服”;废除传统的车战和步战，改用“骑射”。这一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史记·匈奴列传》)其他名载史册的兵家人物还有魏人吴起、尉缭，赵将廉颇、赵奢等，他们的事迹和思想都为中国军事文化增添了绚烂色彩。　　　　(四)“养士”思想　　　　春秋战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士”阶层的崛起。特定的社会条件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最佳机遇，一时间众星璀璨，群英荟萃。与士阶层的急剧膨胀相适应，上层贵族的“蓄士”、“养土”之风逐渐盛行，而由于三晋之地激烈的政治斗争分外需要人才，便出现了许多以“养士”闻名的政治家，比如魏国初期的魏文候和后期的信陵君，以及赵国的平原君。特别是作为战国“四君子”之中的信陵君和平原君，他们曾先后“养士”数千人，虽然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但也有许多杰出人才，或者可以称为“异能之士”，为两国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显然，“养士”思想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尽管它是战国时代的特殊产物，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发展史上的一段不可磨灭的佳话。　　　　二、科学技术　　　　(一)农耕　　　　三晋地区的先民自以农耕著称。据考古发现，至迟在春秋时代，牛已被三晋人民用作农耕。铲、犁、锄、镢、夯、锤等许多种类的农具在公元前六世纪晋掉公时已被广泛使用。在耕作技术上，晋人继承了周人的治田经验，不断翻耕，以提高土壤肥力，农田中耕也已普遍推行，“农产品种类有谷、麦、豆。冬小麦的种植也早于秦、齐等地”。　　　　(二)天文　　　　公元前 360年左右，齐人甘德和魏人石申把所测量出的恒星星座汇编成册，称为《甘石星经》，而五申所著《天文》一书中，就载有 115颗恒星的位置，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比希腊人依巴谷在公元前二世纪测编的星表约早 200多年。石申的星表详细记述了28宿等星座的方位及有关数据，标明了恒星赤道座标的位置，用以研究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在天球上的运行位置变化。这充分说明，当时的观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水利　　　　由韩国水工郑国设计开掘的郑国渠，干渠故道宽24.5米，渠堤高3米，深约1.2米，全长150多公里，整个工程极为壮观。三晋地处黄河流域，是我国水患不断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金天氏后裔台骀修筑了晋国大泽的堤防，赵、魏两国则在各距黄河25公里处建筑了堤防。魏文侯时，西门豹治邺，曾建成“引漳水溉邺”的水利工程，并开凿了12条沟渠。魏国还建设了另一项主要水利工程——开凿鸿沟，将黄河水引入河南中牟县的一个大湖泊——圃田泽;又凿大沟把泽水引出来，一直通到国都大梁，此项工作历时22年才完成。　　　　除此之外，三晋人民在冶铸、酿酒、陶瓷、采矿、畜牧、医学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文学艺术　　　　(一)诗歌　　　　远在4000年前的唐虞时代，在今天的晋南一带就流传着《卿云》、《南风》、《康衢》、《明良》等歌谣。如果说这些民歌还难以确定是三晋所出的话，那么，屡被先秦典籍所称道的《大章》、《大韶》、《大厦》等乐章，则确实是三晋地区最早的诗歌了。我国第一部诗歌《诗经·国风》中，属于三晋的有《魏风》7篇，《唐风》12篇，约占“风”部分的12%。值得指出的是，这19篇诗作，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完全可以作为《诗经》及其“风”部分的代表。　　　　(二)散文　　　　远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就留下了晋人的心血。此后的《尚书》也有晋人的言语。《国语》和《战国策》的作者虽然难以确定，但从其中的内容来看，肯定有相当部分出自三晋文士之手。至于诸子散文中的《荀子》和《韩非子》，更是三晋文学中的瑰宝了。而流传甚广的诸多先秦寓言中，也有不少是采自三晋大地的民间故事。　　　　总之，三晋的文学艺术在中华古文化中也占据了明显的重要地位。　　　　中原文化：三晋文苑【三】　　　　诗经与三晋文化　　　　三晋大地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策源地，也是中华民族灿烂传统文化的摇篮。它的“根”可以远寻到古老的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但有文字记载的较为明确可靠的要算《诗经》中的“魏风”和“唐风”。　　　　《诗经》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而在弥足珍贵的“十五国风”里，晋地就占有其二，这无疑是领略西周到春秋时期晋文化风采、寻找晋人最早的文化之根的一扇最佳窗口。　　　　一、“魏风”和“唐风”产生的时代和地域　　　　《诗经》中的“魏风”之“魏”不是三家分晋后的魏国，而是在西周就已受封立国的魏国，其地点在今山西省运城地区芮城县境。清人陈克云：“魏在商为芮国地，与虞争田，质成于文王。至武王克商，封姬姓之国，改号曰魏。《春秋》闵公元年，周惠王之十七年也，晋献公灭魏(以其地赐大夫毕万，自是晋有魏氏)，今山西解州芮城县是其地。”《史记》云：“魏，大名也。”后汉服虔释曰：“魏，喻巍巍高大也。”　　　　“魏风”七篇皆无事实可考，大抵皆为不满魏国末年政治的话。推知此七篇诗作的年代，当在魏国将亡之前，即春秋时代(前 661年)以前。　　　　唐，古国名，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唐”的意思是大，《说文》云：“唐，大言也。”周成王以唐地封弟叔虞，史称唐叔虞，后因南有晋水，改国号曰晋，后徙曲沃，又徙居绛。朱熹《诗集传》云：“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优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吕览·当赏篇》载晋文公曰：“若赏唐国之劳徒，则陶狐将为首矣。”《左传》载，吴公子札在鲁国见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深也。”所以，春秋时也有称晋为唐的。　　　　“唐风”共计12篇，据《扬之水》小序，以为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此诗确有“从子于沃”之句。又《左传》云：“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采苓》小序云：“刺晋献公也，晋献公好听谗焉。”所以，“唐风”中最早的诗当在昭公初年，即周平王时代;最晚的诗到晋献公中期，时间跨度为 100余年。　　　　“唐”地在“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唐风”产生的地域，大约在今山西省中部太原为辐射中心，兼及太原东南部的一些地区。故清人陈奂云：“晋阳、平阳皆尧旧都。”诗作“本尧之遗风，仍其旧号，谓之唐。”　　　　二、《诗经》中的“三晋名物”　　　　宋人王应麟认为：“格物之学，莫近于诗。”其实，孔子早就强调过《诗》的认识名物的价值，因为它有助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它可以作为“百科学书”教育学生，也可以让后人了解先民的生存状态。　　　　“魏风”和“唐风”涉及到了很多三晋名物。其中，树及灌木有14种，如桑、桃、棘、檀等;粮食蔬菜有六种，如禾(小米)、黍、稷等;野菜药物有六种，如苦(菜)、苓等;动物有五种，如鹤、鼠等;衣物有八种，如葛履、角枕等。这些名物说明：　　　　一、晋文化是内陆文化。“魏风”和“唐风”中的诗很少叙写水、鱼之类，而多有树木山林的描写，说明三晋具有“山文化”的特点。　　　　二、农业文明是晋文化的“支柱产业”。　　　　三、晋文化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三、《诗经》中的“三晋风情”　　　　朱熹《诗集传》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他又在《楚辞集注》中说：“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风”是从先民心底流淌出来的歌，贴近性灵，贴近生活，贴近乡俗。反映晋人生活的“魏风”和“唐风”虽然只有19首，但却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晋地风情。　　　　<一>、缝衣歌　　　　“魏风”中的《葛履》是最古老的一篇缝衣曲，寄托了缝衣女的无限惆怅。诗中言道，女方受冻，葛屦履霜，以其纤手为人缝衣服，而好人服之，章身作态。《朱传》云：“此诗疑即缝衣之女所作。”描写了缝衣女工之辛劳，表达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悲愤。　　　　<二>、采桑歌　　　　在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养蚕采桑是女性生活的重要内容，又是女性走上田野，展示风采的时机。“魏风”中的《十亩之间》就是一首采桑者之歌。歌中唱道：“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妇女采桑，且劳且歌，走上田野，其乐融融。在《汾沮洳》中，也有对妇女采桑的描写，“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通过对采桑的多方叙说，既表现了三晋姐妹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传统美德，又表现了她们走上田野，一展丰姿的喜悦心情。　　　　<三>、伐木歌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中的这首《伐檀》，是多么悦耳的劳动节奏，多么美妙的劳动场景，多么欢快的伐木之歌。虽然接下来是愤愤的责问和冷峻的讽刺，但笑骂几声，以抒块垒之后，又陶醉在了劳动的创造之中。这使我们联想到了民间的那些朴实、风趣、调侃的“打夯歌”。可见，劳动和创造的欢乐是劳动者共有的品格。　　　　此外，“唐风”中的《绸缪》是一篇戏弄新婚夫妇的欢歌，也是后世闹新房歌曲的鼻祖;《(木大)杜》是一首反映流浪汉生活的“乞食者之歌”，类似后世乞食者口中的顺口溜、唱快板之类;《葛生》是一首怀念丈夫的“悼亡之歌”，如同后世“小寡妇上坟”之类的民间小曲。总之，虽然时代久远，语意隔膜，后人对“诗”篇的理解未免会有“郢书燕说”之嫌，但以三晋之人理解三晋之诗，应该有一种地域文化的默契性。　　　　四、《诗经》中的“三晋精神”　　　　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札应聘鲁国，当他听到周乐中的魏歌时，叹道：“美哉，(氵风)(氵风)乎!大而婉，险而易行。”意思是说，魏的音乐轻飘浮泛，声音虽大，但委婉曲折，因为魏地狭隘、迫促，其君褊急，其意不够沉稳。当听到唐歌时，公子札感叹道：“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唐人帝尧的遗民，深受帝尧之美德的化育，故能有这样深远的忧思。可见，地方歌乐就是地方文化的反映。那么，《诗经》中的“魏风”和“唐风”表现了晋地先民的哪些精神品格呢?　　　　<一>、深广的忧患意识　　　　《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心之忧之，其谁知之。”“心之忧之，聊以行国。”“诗小序”释曰：“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清人汪酲风释云：“魏小而逼于晋，又以下材当国，危亡在旦夕。君相不知忧而士忧之，忽而歌谣，忽而行国……其犹《离骚》之意也与?”故有人评述曰：“自《园有桃》诗人，而后屈灵均似之。”这是“知识阶层”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二>、勤苦节俭的精神　　　　朱嘉《诗集传》云：“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说明晋人有“勤”与“俭”两个特点。“魏风”和“唐风”中诸多反映劳动生活的诗篇，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晋人的勤劳品格，还具有忍耐乐观的精神，这是人们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一种宝贵品格。如《伐檀》中的边笑骂、边劳动，《硕鼠》里愤怒呼喊之中还要“适彼乐土”的期盼。至于《蟋蟀》，则勉励人们及时努力，去享受丰富多彩的人生。　　　　<三>、恋家孝亲的情结　　　　三晋地处内陆，交通不便，造成了晋人恋家孝亲的炽烈心态。反映在《诗经》里，如《陟岵》所描写的行役者之苦，不是像一般征夫诗那样，直接写劳役的痛苦，而是从行役者的想象出发，写亲人想念自己之苦，这就大大增加了诗篇的思想容量。再如《鸨羽》，则描写了一个在外苦于行役的人，不是悲叹自己的处境，而是对无依无靠的父母非常担忧。这类诗篇，在《诗经》中是不多见的。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而晋人尤甚。这是汾河水里激起的闪烁着人性光彩的一朵晶莹浪花。　　　　总之，《诗经》是承载三晋文化的最早、最可信的母体之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魏风”和“唐风”是这块热土上最早的歌唱之声。带着那个时代的身影，带着那个时代的乡音，使我们可以乘着这一叶“文字之舟”，溯历史长河而上，去寻觅那悠远的三晋文化之源。